交响乐是科学的产物漫谈“音乐与工程”

更新时间：2025-03-30 08:00  浏览量：4

黄晓枫

黄晓枫给交响乐团的乐手们讲解自己创作的交响乐

音乐人生的“顺理成章”

小时候，我的父母都在三线企业工作。为了防止破坏，多数三线企业建在偏僻的农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条件艰苦，我就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十几岁时赶上特殊年代，学校停课一年，闲来无事，便和前街的农村小孩一同去生产队放牛。我和他年龄相仿，每天早晨骑牛上山，让牛吃草，我们俩进山嬉戏，采野果、摸鸟蛋，不亦乐乎。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到长白山腹地的大伯家。大伯家在深山老林里，那儿只有十几户人家，不通电，不通汽车，进出全靠马车。我待了一整个寒假，与无边的桦树林、皑皑的白雪、枯败的枝叶为伴。某日，我突然发现一棵光秃秃的树上竟长着一簇冬青，孱弱而又硬朗，此情此景，对我日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概因我感受到大地一种难以言状的气息——严寒、荒芜的景观，为每个音符赋予原始的生命，或脆弱，或诡谲，或坚韧，带着些许肖斯塔科维奇式的共振。

后来，我经历了三年下乡，对农民、土地、大自然，有更切身的感受。我们这个文艺集体户由二十多个青年组成，这期间除了农忙，就是排练、演出。下乡三年加上中学三年，我接触到各民族的戏曲、舞蹈和音乐，由此形成了最初的音乐观。记得我第一次听交响乐，是一个京剧团来县里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有交响乐团现场伴奏。往后，我只能在收音机里听交响乐了。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中国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获得工程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尽管学业十分紧张，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两个孩子学小提琴时，我会旁听，还观摩学生交响乐团的排练和演出，每周一次，持续了十几年；这期间，我也尝试着拾起小提琴演奏，并且跟老师学习钢琴。从2005年开始，我师从指挥家罗杰·布里格斯（Roger Briggs）教授，系统学习西方音乐理论和作曲，每周一小时的“私塾”，我上了十一年，直到2016年他从大学退休，迁至美国东部定居。

不一样的时代，造就不一样的人生。我感觉自己的经历有些阴差阳错——在乡下的生活，让我对中国民族音乐有了深入的认知；负笈美国后，通过观摩交响乐团的排练和演出、练琴、收听古典音乐电台和专业的作曲修习，西方音乐自然而然、润物细无声地在我的脑海里萌芽、开花、结果，并且尝试与中国音乐进行逻辑上的深度融合——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理想化的过程。通常人们很难有这样“顺理成章”的音乐体验，毕竟多数人不大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之间自由切换。

交响乐是“音乐领域里的工程”

我的音乐旅程，大致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2013年4月21日在西雅图音乐厅举办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为节点。我一路狂奔，把多年积攒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没有时间去思考。

第二阶段，以2016年1月21日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在北京音乐厅为我举办的原创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为节点。在这个阶段，我创作了第二交响曲交响乐《格·心经》和小提琴协奏曲《寻梦》。

第三阶段，以2023年6月25日在西雅图贝纳罗亚音乐厅举办的“重生·共生”交响作品音乐会为节点。在这个阶段，我创作了交响曲《秦腔穿越》《陇上狂想曲》《苦难辉煌》等。《秦腔穿越》是我尤为满意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融入了我对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系统理解，以类似数学求解的方法，从已知条件发展出现代音乐元素的数字矩阵；数字矩阵依次展开，与古典的、民族的元素进行碰撞和交锋。音乐元素交替起伏，时而凸显，时而掩盖，一如工程制图中实与虚的表现。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对交响乐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用科学的眼光来看，把交响乐称为“西方音乐”，并不贴切。交响乐不专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这个特性与科学类似——科学的发展，在自然科学领域引发了工业化；几乎与之同步，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表征之一，是交响乐的出现。所以我认为，交响乐是“音乐领域里的工程”。

虽然交响乐在西方诞生、发展，却没有中国民族音乐那样鲜明的民族特性，它带着科学的“数理化”特性。严格来说，交响乐的旋律是从一个小“动机”（不是旋律）开始，根据一些科学理性的方法，即规则，扩张而成的。所谓“规则”，是自巴赫以降的一批音乐先驱，以理性作曲方法建立的一整套交响乐科学体系的经验总结；从最初的复调和声音乐，到后来的古典交响乐，再到勋伯格十二平均律序列的现代交响乐，他们都在追寻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找到一个体系，如此作曲家可以依靠理性，凭借科学的方法和制度的力量挣脱作为惯性的感性束缚，突破自我、突破民族和地域的桎梏，实现音乐的“世界性”。因此，交响乐是科学的产物，是与工业化并行的，音乐领域里的工程。

在尝试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逻辑进行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我察觉工程领域的诸多思想和方法，和当代音乐实践存在共通之处。比如音乐中的音色或声色构造，与工程学中运用的有限元法的联系——我在小提琴协奏曲的引子段落，让小提琴的四根空弦音G，D，A，E在各个声部间做矩阵变换，这就是工程学、后调性理论与当代哲学思想带给我的启示。

伴随科学的发展，就像现代人在工业化背景下的衣食住行一样，交响乐成为现代的、科学的音乐工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交响乐能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它是科学发展之于音乐领域的具体表征。

“能听懂”和“喜欢听”

当我们认识到交响乐的特性后，就可以像接受科学和工业化一样，理直气壮地把古典交响乐的那一套拿过来，“为我所用”，而不必纠结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彻底吸收古典交响乐的基础上，发展出融入中国元素的交响乐，进而与世界各国人民随心所欲地交流。与西方的交响乐相比，中国民族音乐——我称之为“民族性音乐”有比较清晰的分界，我们自己可能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这种差别的认知不太敏感，不妨以视觉来类比：交响乐就像北上广深的现代建筑，而民族性音乐就像土楼、竹楼、蒙古包、窑洞。

我认为中国的交响乐，应该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科学的交响乐。这种音乐是世界性的纯音乐，不带有民族性。

二、带有民族性的、科学的交响乐。这种类型的音乐，中国的一代代音乐家们已矢志不渝地探索了一百多年。如何把民族性以科学的交响乐加以展现，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课题，我自己也在不断摸索。我认为这类交响乐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保留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特性，所以外国听众马上能辨别出这是中国的音乐元素；但在交响乐的整体处理上，又是依照科学交响乐的规则来创作的，听起来不会产生隔阂。所以这种类型的音乐，是有极高境界的。

三、民族性的交响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不少交响乐，都属于这种类型。有句话很流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尽管音乐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不需要翻译就能听懂，但“能听懂”和“喜欢听”不是一回事。如果想让别人喜欢听，而非作为多元文化的展示品，这个交响乐必须是科学的交响乐，或者是带有民族性的、科学的交响乐。

我认为交响乐，首先要“能听”，这种“能听”不是针对一小拨人，而是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大部分人。在“能听”的基础上，可以有一些新的洞见。无论是从我个人的经历，还是从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来看，未来的交响乐一定包含“人民”这个要素。

“民族性”与“世界性”

在创作交响乐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个问题，尽可能以理性的制度、规则，使得作品既中西合璧，又摆脱地域性的限制，如此才能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接受。这就意味着，我要抛开个人成长经历赋予我的特性。在感性的思维下，我肯定是无法做到的，毕竟这些特性早已融入我的血液，我一抒情，就带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写意。所以，当我想表达某个特定主题时，就必须找到一种“战胜自我”的方法，尽可能兼顾审美形式、自律和真理，以理性驾驭感性，让感性在理性的制约下升维。

以第二交响曲的创作为例，我想在其中的一个乐章写“心经”的合唱交响乐。在确定了创作方向后，对怎么作曲，我有过一段深刻的思考，进而激起了我对多元文化、多维文化的探索热情，更坚定了我用理性的、国际化的作曲规则和机制，促成中西合璧。

当时，朋友找来很多版本的《心经》歌曲，我听后觉得不应被局限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调上。理想的曲调无须带有任何民族的特性，又能让任何民族的人从中找到归属感，符合这个条件的音乐元素，只有最基本的纯音乐要素，如基本音阶或基本和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开始两句，就是大三和小三两个基本和声。在这里，我选择十二平均律的基本音阶为基本要素，即半音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不同相位的漂移变换。

首先，我确定了一个机制，在理论上表明我要研究十二平均律里基本音阶这一基本要素，即半音之间的关系。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对这个机制应用十二平均律序列，由此创作出这个作品。一位指挥家和我讨论，说这个作品听起来挺有调，感觉没那么难，只有试唱时，才知道非常难，很难准确地唱出来。像这种作品，如果没有一个理性机制的话，根本创作不出来——要是依靠感性，怎么能创作出你唱都唱不出来的作品？这样的理性机制或许不适用于所有题材，但如果做超越某种特定文化类型的表达时，只有借助这种理性机制，才能做到。

不止第二交响曲，体现当代中国人奋斗场景的小提琴协奏曲《寻梦》，反映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为建立工业基础和实现现代化不懈奋斗的第三交响曲《苦难辉煌》，以及献给长白山的第四交响曲《长白山之巅》，包括我运用代数方程的解题模式，从大三和弦转化、变型、推导出勋伯格十二平均律序列，由此创作的《七和弦演绎》，都记录了我对“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一课题的探索过程。

近十年来，我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事业，在纽约州立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哈尔滨音乐学院等院校进行学术讲座。伴随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深入，我发现中国的交响乐团到海外演出时，似乎存在一种执念——总想在海外观众面前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因而在曲目的安排上经常是半场中国音乐、半场西方古典音乐。罗杰·布里格斯教授曾对我说，当下，单纯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已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交响乐团的水平，演奏当代作曲家创作的现代音乐作品，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其实，海外的观众是希望欣赏中国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交响乐的。所以，中国当代作曲家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实践上下大气力，与此同时，中国的交响乐团也要为中国的原创交响乐提供更多展示平台，敢于出新、不怕试错，如此才能助推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黄晓枫为美国土木工程学会院士、美国西华盛顿大学音乐系名誉教授、云南大学音乐系客座教授。黄晓枫著《音乐与工程》2025年1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