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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涛的抄袭是在践踏寒门子弟的尊严

发布时间:2025-05-12 10:25:34  浏览量:4

在音乐行业,寒门子弟的崛起之路本就荆棘密布。他们缺乏资源、人脉和系统化的教育,却要在流量至上的市场中杀出血路。然而,当马健涛等人以生存压力为借口,将抄袭剽窃视为捷径时,不仅践踏了艺术的尊严,更让整个底层音乐人群体的生存环境雪上加霜,马健涛的抄袭门事件,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罪魁祸首。

马健涛的争议作品《搀扶》被指与《小李飞刀》主题曲旋律高度相似,仅调整节奏与个别音符便宣称原创。类似事件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为爱闯天涯》与阿振的《哥哥当兵走》副歌雷同度超90%,最终对簿公堂;《拐杖》则被质疑模仿刀郎的经典曲目。这种碎片化借鉴行为,本质上是将法律判定标准的模糊性作为投机空间。典型的就是“八小节雷同”原则,局限性远大于原则性。

然而,抄袭的代价远不止法律风险。音乐行业对底层创作者本就存在结构性偏见,出身农村、未受科班教育的音乐人常被贴上土味、低俗标签,而抄袭行为则进一步固化这种刻板印象。当马健涛的争议作品通过流量机制迅速走红时,公众的质疑声不仅针对他个人,更蔓延至整个寒门音乐人群体,“底层即原罪”的偏见被无限放大。

独立音乐人汪苏泷早期用几千元设备创作,后期赴美制作专辑的成本高达数十倍,这种投入对多数底层创作者而言遥不可及。如汪苏泷所言,网络出身的音乐人常被质疑专业性,即便其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并展现扎实功底,仍难摆脱“小学生中的周杰伦”这类嘲讽。

但困境绝非抄袭的借口。技术革新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AI编曲工具可降低制作门槛,短视频平台能快速触达受众,甚至洗稿式创作本身也未尝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野路子。关键在于,如何在不越界的前提下进行创作,例如,马健涛若将《小李飞刀》的武侠情怀转化为现代情感叙事,并明确标注灵感来源,争议或可转化为致敬经典的佳话,而不是像个碰瓷的可怜虫,被抓包就开始撒泼打滚。

阿振起诉马健涛的案件若败诉,将传递抄袭成本低廉的信号,进一步挤压原创者生存空间。平台流量机制偏爱争议性内容,导致“抄袭—走红—争议—更多流量”的怪圈,真正有才华者反被淹没。当庞麦郎等草根音乐人因作品粗糙遭群嘲时,公众的批判中总夹杂着对底层审美的贬低,而抄袭争议只会让这种偏见根深蒂固。

马健涛们若继续以抄袭为梯,攀登的将是一座空中楼阁,楼阁之下,是无数寒门音乐人被偏见压垮的残骸。真正的出路,在于以底层视角建立音乐表达,像汪苏泷一样,用《银河》证明网络歌手的专业高度,像Z世代音乐人一样,在民谣与电音的碰撞中寻找新声。寒门子弟的尊严,从来不在流量榜单上,而在每个音符里流淌的真诚与独创。

当寒门音乐人停止模仿精英阶层的表达范式,转而在乡土记忆、底层经验中挖掘艺术矿藏时,他们的不完美反而成就了无可替代的独特性。 就如庞麦郎的《我的父亲是瓦匠》、《阻止你哭泣》《西班牙的牛》等作品也因原始粗粝又带着野性的生命力,开始被很多艺术界的朋友推崇。

音乐行业对寒门子弟的恐惧,本质是对文化话语权重新分配的抗拒。当马健涛用抄袭作品挤进主流视野时,既得利益者恐惧的不是一个抄袭者,而是千万个可能颠覆游戏规则的野蛮人。这种恐惧催生了双重标准,学院派对农民式转音的嘲笑,与他们对Bob Dylan民谣的推崇本质并无不同,区别只在于文化解释权的归属。

寒门音乐人真正的武器,不是把抄袭和借鉴混淆试图蒙混过关的小聪明,而是重构规则的创造力。就像八十年代崔健用《一无所有》撕开中国摇滚的口子,今天的底层创作者同样需要这样的勇气不是跪着乞求精英阶层的认可,而是站着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

当第一个寒门音乐人拒绝成为马健涛时,寒门才可以昂首挺胸的用锄头敲响琴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