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蝴蝶》词曲作者回应靠歌曲赚两亿传闻：自己挣了5000块！
发布时间：2025-08-16 20:34:32 浏览量：1
“一条5000元的版权买断合同，让价值5亿的彩铃收益与创作者彻底绝缘，盗版商却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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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本人的收入说出来大家就更震惊了，从头到尾带给我的收入为5000元。”面对网传“靠《两只蝴蝶》赚了2个亿”的说法，词曲作者牛朝阳在镜头前平静地拆穿了这个持续二十年的财富神话。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牛朝阳的回应视频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这首2004年由庞龙演唱的歌曲，曾创下2.6亿至2.8亿次的彩铃下载量，以每条2元计算，产值轻松突破5亿元。然而当运营商、唱片公司、渠道商瓜分这块巨型蛋糕时，赋予这首歌生命的创作者，却成了盛宴的旁观者。
“以前卖盒带的粉丝和我说，靠这首歌挣了不少。”牛朝阳的陈述中带着一丝苦涩的幽默。5000元与5亿元——这个数字对比构成了华语乐坛最具讽刺意味的注脚。
这首诞生于1996年的歌曲，原是牛朝阳写给异地女友的私密情书。多年后被电视剧《281封信》采用，最终由庞龙演绎成席卷全国的流行风暴。
当《两只蝴蝶》飞遍大街小巷时，创作者的经济回报却微薄得令人心酸。
更戏剧性的对比发生在创作者与盗版商之间。曾有贩卖盗版磁带的粉丝当面感谢牛朝阳：“靠你这首歌，我挣了不少。” 而合法创作者的收入，竟不及盗版产业链上的一个零头。
演唱者庞龙的处境同样折射出早期音乐人的困境。网传他通过商演、专辑等渠道获得了约2400万元收益（未证实），但据业内人士透露，作为体制内歌手，他实际拿到手的可能“只剩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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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前后的华语乐坛，正处于数字音乐爆发的前夜。手机尚未普及上网功能，彩铃业务成为音乐传播的黄金通道。一首热门歌曲被设置成彩铃，意味着每次拨打都将产生商业价值。
在这个产值惊人的产业链上，创作者却处于最弱势的地位。
牛朝阳与唱片公司（鸟人艺术）签订的合同，是典型的“终身版权买断”模式——他以5000元价格永久出售了作品版权，合同中未提及任何后续分成条款。当《两只蝴蝶》的彩铃下载量飙升至近3亿次时，法律上他再也无权分享这巨额收益。
这种模式在2000年代初期的音乐产业中司空见惯。唱片公司以微薄的“签约费”换取新人作品的终身版权，特别是模糊处理的“数字版权”部分，为日后利益分配不公埋下伏笔。
与《两只蝴蝶》同期的《老鼠爱大米》形成残酷对比——创作者杨臣刚凭借版权费购买了3套房产。而牛朝阳谈及自己收入时只能苦笑：“够买个卫生间吧。”
法律保护的缺失加剧了这种失衡。2001年版《著作权法》对数字音乐版权归属的规定极为模糊，创作者维权几乎无门。加之当时盗版市场猖獗，吞噬了超千万的正版收益，在盗版与霸王合同的双重挤压下，创作者成了产业链中最易受伤的群体。
牛朝阳的遭遇并非孤例，它是早期华语乐坛结构性问题的缩影：渠道为王，创作者为‘奴’。在技术变革与法律滞后的夹缝中，无数音乐人面临着“歌红人不红，钱更红不到自己口袋”的窘境。
2015年《著作权法》的修订成为重要转折点。数字音乐版权归属逐渐明确，流媒体平台推行按播放量分账模式，独立音乐人也能通过“分成计划”获得相对合理的回报。
技术革新带来了更透明的分配机制。某音乐平台的“实时分账系统”可让创作者清晰看到“这首歌今天被1000人用作短视频BGM，赚了235块”。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使每一次播放都能被追踪和计量，为创作者权益提供了技术保障。
周杰伦等头部歌手则选择了更自主的路径——成立公司管理个人版权，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从“打工人”到“版权主人”的身份转变，代表着音乐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但新时代仍有新挑战。某音乐平台协议中的隐藏条款写着：“上传作品即视为授权平台永久免费使用”——这意味着歌曲被用作短视频BGM或商业广告时，创作者可能分文未得。行业数据显示，全网150万注册音乐人中，仅5%能靠版权费月入过万，大部分仍需依靠直播、商演等补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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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朝阳的抖音账号在回应事件后粉丝突破30万，公众用关注投票表达对创作者的声援。这场由《两只蝴蝶》引发的讨论，已超越个案范畴，成为检视整个音乐产业分配机制的契机。
青年君小编观察认为，保护创作者权益需多方合力：
⓵合同审核机制：无论对方承诺多么诱人，签约前必须由专业律师审查版权归属、收益范围等关键条款；
⓶版权登记：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注册作品（费用仅300元），为日后维权奠定基础；
⓷分成模式创新：避免“先火了再说”的陷阱，合同中明确设定“最低收益保障”和“重新协商分成比例”条款。
对普通听众而言，支持正版是最直接的行动——花一元购买数字单曲，订阅音乐平台会员，这些微小选择汇聚起来，就能改变音乐产业的生态平衡。
全网150万注册音乐人中，能靠版权费月入过万的不到5%。当音乐平台“版权运营收入”年增40%时，音乐人分成比例却从15%降至11%。
技术带来的透明分账未改变一个残酷现实：音乐产业中，赚钱的始终是少数人。
当《两只蝴蝶》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一次，它能否真正飞向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