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读博：像风筝找到属于自己的风向

发布时间：2025-10-30 13:14:59 浏览量：1

又是一年芬兰的深秋，爬山虎悄然染红砖墙，我的思绪不禁飘回三年前。那时，我刚从上海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便跨越山海，来到芬兰。在赫尔辛基艺术大学西贝柳斯音乐学院，我开启了博士研究员的学术旅程。

缘起：为课题奔赴教育沃土

许多人选择来芬兰留学，是仰慕其“教育神话”之名，而我则是因为一项研究课题的牵引。

从硕士阶段起，我就专注于老年音乐教育的研究，但这一领域的权威文献寥寥无几。撰写硕士论文时，一篇关于芬兰老年摇滚乐队的文章吸引了我，作者是图利基·莱斯。我通过查阅文献了解了她所在的西贝柳斯音乐教育课题组，发现该团队在老年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可观。课题组的主任导师海蒂·韦斯特伦德所主持的“ArtsEqual”等项目，更是国际音乐教育领域的前沿典范。

于是，我一边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一边试探性地联系了海蒂。她在回信中告诉我，自己即将接受髋关节手术，但对我提出的博士课题很感兴趣，并鼓励我尽快完成研究计划。她承诺术后会抽时间亲自帮我修改，同时委托图利基·莱斯协助提供建议。我们素未谋面，仅凭邮件往来，但她们前后六次帮我修改打磨研究计划。在春节来临前夕，我提交了博士研究申请，而且只申请了这一所学校。

如今，图利基·莱斯是我的博士论文主导师，海蒂·韦斯特伦德则是我的第二导师。令我意外的是，我竟是该院自1990年开设博士项目以来，招收的第一位中国籍博士生。

科研制度与文化

我所在的音乐教育课题组，虽也有“师徒”与“同门”之制，但实行的是多导师共同指导，而非传统的一对一指导。学生可根据课题进展，与主导师商议，邀请院内或芬兰其他高校乃至国际学者加入指导团队。这里的导师，更接近教育学中促进者的角色。他们提出建议，或作为论文合作者参与其中，而非掌控一切的管理者。我的两位导师都是芬兰人，她们非常注重师生界限和学生的自主性。

起初，我颇不适应，甚至感到自己未被重视。导师不布置具体任务，不提硬性要求，也不过问我的生活。我常自嘲是一只被放飞的“风筝”：导师将我送入天空，任我随风飘荡，只偶尔轻拉丝线，确认我的方向。

我与主导师大约每半个月到一个月会面一次，与第二导师则基本半年见一次。日常交流除了办公室的简短寒暄，大多靠邮件往来。这种制度的挑战在于，博士学业的推进完全依赖个人的自驱力和时间管理能力。课题组成员中毕业用时最短的纪录是5.5年，但也有长达12年的案例。

这里的组会带有互助社群的色彩，同学之间的交流类似同行评审。每周五，我们会召开3小时的组会。博士生可在学期内自主选择1—2小时进行分享，内容涵盖研究计划、基金申请、论文草稿、会议摘要甚至好文推荐。其他研究员和导师则扮演同行评审的角色，参与提问、建议、讨论。组内的博士生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多元，组会的讨论也因此融入了丰富的跨文化视角。

2023年春季学期末课题组聚餐

读博是一份带薪工作

在芬兰，博士生被称为“博士研究员”，因为读博被视为一份工作，而不仅仅是学习。在芬兰的任何高校攻读博士学位都无需学费。申请者若能获得学校岗位或基金资助，还可获得稳定的月薪。

例如，我获得了芬兰教育文化部的基金资助，三年资助金额约70余万元人民币。相较于其他欧美国家或某些专业，这笔资助的金额并不算高，但足以让我在此独立完成学业，无需父母资助，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不过，博士研究员的薪资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因此许多同学将读博视为一份兼职。读博群体中，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学生都很常见。

更有趣的是，我在这里从未经历过任何一场考试。所有的评估或考核，都只是为了让学术成果变得更完善。例如博士预答辩，就是答辩人与评审人、导师一起探讨如何优化毕业论文。

然而，博士毕业的要求并不低。我需要在行业顶刊或作为图书章节发表2—4篇相同方向并相互关联的学术文章，才能撰写总结性毕业论文。除此之外，我基本没有额外的压力，因为导师们不支持学生在读期间发表与博士论文无关的文章。这种专注的科研生态，让我的精神压力有所缓解。

音乐教育：芬兰教育的独特篇章

在芬兰，音乐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有《艺术基础教育法》作为坚实保障。这部法案最初旨在保障音乐教育体系，后来才逐步将其他艺术门类纳入国家支持的范畴。如今，该法案正在修订过程之中，计划将更多成年学习者纳入基础艺术教育的覆盖范围。由此可见，芬兰的音乐教育体系并非局限于某个人生阶段，而是真正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漫长滋养。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便与音乐为伴。低年级时，由班主任带领大家歌唱、玩乐器；进入高年级，则由专业音乐教师指导学习器乐、合唱与作曲。这种普及性与专业性并重的路径，既保障了基础性的音乐体验，也为有天分的学生打下了扎实根基。而对音乐有更浓厚兴趣的学生，在三年级后即可进入“音乐特色班”，接受系统的器乐与乐理训练。

作者作为指挥与华人乐颂合唱团参加2025芬兰华联会中秋喜乐会演出

在学校教育之外，芬兰还拥有遍布全国的音乐学校网络。这些音乐学校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课外体系，由国家与地方政府共同资助，学生仅需支付象征性的学费，即可获得一对一的器乐指导，或加入合唱团和乐队。它们大多遵循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框架课程，同时又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既能满足业余爱好者的学习兴趣，也能为志在走向专业道路的学生提供严格而长期的培养。事实上，芬兰许多杰出的音乐教育家与演奏家，正是从这一体系中走出来的。

更让我深感触动的是深入芬兰人骨髓的终身音乐教育理念。在这里，学习音乐从来不是年轻人的特权。全国175所成人教育中心每年吸引超过60万人参与各类课程。走进这些中心，你能见到上班族在下班后匆匆赶来学习声乐，也能看到白发苍苍的长者重拾年少时的音乐梦想。

芬兰的音乐教育格外强调包容性。在赫尔辛基，有一所名为 Resonaari的特殊音乐中心，专门为有特殊需求的学习者提供课程。无论是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还是视障、听障人士，都能在这里学习乐器、组建乐队。Resonaari的口号是“人人都能演奏”。这让我看到了音乐教育的另一种深层价值——它不仅是技能的传授，更是社会平等理念的生动实践。

图片来自Resonaari官方社交媒体

此外，音乐在芬兰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从教区合唱团到城市交响乐团，从广播电视直播的古典音乐会到民间自发的乐队社群。我的导师图利基·莱斯所创办的“RockHubs”便是一个典型。在那里，甚至连从未碰过乐器的老人，也可以组成摇滚乐队，尽情体验合作与表演的快乐。这种跨越年龄与背景的音乐共同体，让我逐渐明白，音乐教育的根本使命，或许并不只是培养艺术家，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回响与人格尊严。正是这种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土壤，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无限可能。

在芬兰这几年的博士生涯，教会了我如何在极度自由的科研环境中自律自强，如何理解并平衡高效工作与有效休息。它让我有机会真切地看到和感受到了北欧社会的多样性，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音乐教育在跨文化交流和老年社会支持中的巨大力量。我这只“风筝”，在北欧黑夜与光亮的交织中，继续追寻着学术的深度与人生的意义。

作者：杨榕

编辑：高盈

终审：旭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