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逸冰 | 话剧《钱塘浩歌》：桥，走向遥远的伫立
更新时间：2025-04-22 09:02 浏览量：4
话剧《钱塘浩歌》剧照
“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唐·赵嘏《钱塘》），谁敢在这样的钱塘江上搭桥锁浪，凭栏而眺，任无数白鬃烈马桥下奔腾，敢自面向遥远，高亢豪歌？
正是我们中国人。茅以升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仁，第一次修建了钱塘江大桥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
然而，所有的豪迈、灿烂、辉煌，皆源于背后的困惑、痛苦、挣扎……浙江话剧团全力精心制作，将《钱塘浩歌》（陈国峰、胡瀚尹编剧，李伯男导演）这幅以近百年前苦涩的泪水、悲壮的热血、火辣的汗水为浓烈颜料的大泼墨历史画面，呈现在当今的话剧舞台上。
赏戏妙处见“茅曾”
话剧《钱塘浩歌》剧照
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写戏、导戏、做戏就是为了观众看的。观众看什么？黑格尔说过，“艺术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的意蕴的那种情境”（见其《美学》）。而构成这样情境的要素之一，就是“特定的人物关系”。这里所谓“特定的”，是指影响命运走向与关联的“关系”。全剧的开场就是茅以升与曾养甫“特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变化，从而炼制出观众渴望看到的“引人入胜”的情境，显现心灵“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的意蕴”。不是吗？请看：
在曾家花园般的院墙内，奉邀从千里之外赶来，磋商建桥大事的茅以升，无比惊讶地看到了曾养甫厅长大人的“官威”，众人苦苦排队等候接见，竟被秘书巧妙地一一推出。但是“见面礼”，例如，明前特制新茶、金贵无比的“哈瓦那”雪茄，却照单全收。对此，茅以升的蹙眉拧目已经预示了他与曾养甫“特定关系”的前景，乌云覆盖，滚雷隐隐。然而，令人不能不狐疑的，是这位藏身于幕后的厅长大人，却连连下出了三步出人意料的“妙棋”：第一步，且等求见的众人被一一“推出”之后，他才以一副病恹恹的神态，披着“带病工作”的“勤勉牌”睡衣，笑容可掬地出现在茅以升的眼前，令人无法指斥；第二，对茅博士的学术成就“了如指掌”，给人以知人知心知己的亲切感（同时由秘书做搭档，说那些收受的精制明前茶和金贵雪茄是为了筹款，转送给汇丰银行襄理的）；第三，以有忧、有愁、有急的“三有”，不合逻辑地顶替建桥无批文、无资金、无工程队伍的“三无”，令人体恤其为抗日救亡而急切建桥的一片苦情、深情、真情……至于话语的机锋相对，陡然间转为了肝胆相照，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善良、纯真、玉壶冰心，茅以升仿佛被这样“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人的口吐莲花、珠圆玉润所“征服”。
茅以升与曾养甫的戏剧性关系是全剧非常重要的人物关系，甚至决定着全剧行动主线的走向。由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与历史地位的客观因素，编导选择了二人关系的独特模式——茅以升以自己的耿直、正直、坦直，每次都在冲撞着曾养甫的官僚作风，而曾养甫每次又都能或巧妙、或慨然、或大义地“说服”这位有志于“为天地立心”的“书生”。譬如，当茅以升指责曾养甫“欺骗政府”“官商勾结”时，他却以嬉皮笑脸来搪塞：“哈哈哈，唐臣（茅以升的字）兄啊，顾不了那么许多啦……眼下能拿到批文和真金白银，才是王道啊……”甚至于，他还似乎站在了更高的境界，以更大度的胸襟抚慰茅以升：“唐臣兄啊，委屈就委屈点儿吧，你委屈，我也委屈，建勋也委屈，嫂夫人也委屈……为了建大桥，我们每个人都要承受这个委屈，这是我们使命啊！”如此左右逢源，让那刻苦读书、钻研学问，一心救国的茅博士哪里识辨得真伪？话又说回来，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乱世，曾养甫作为建设厅厅长，作为钱塘江桥工委员会首任主任，在建设钱塘大桥的目标上，他与茅以升是一致的。这可以用他确实为建桥而出力来作证。但是，这又是怎样不同的两个人啊，作品逼真而深刻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刻画了人物内心情感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心活动的多样性、多发性。请看茅以升与曾养甫特定人物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以及由此塑造出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
剧中，在建桥四年的过程中，二人经历了几次分合之后，茅以升终于知道了，曾养甫之所以不为日寇飞机轰炸即将建成的钱塘大桥这样的巨大危机所动，竟然是，作为国民政府要员的他，也列在要员纷纷“南逃”的计划之中，他就要到广州去“荣任”市长了。二人的戏剧性关系到此发展到了激化、逆转的关键时刻。一向以默认对方“有理”做结局的茅以升，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以爱国爱民的正义力量，毫无顾忌地冲击这位政府大员的心灵暗处：“为什么你能在大桥面对国仇家恨、敌军炮火（轰击）的最艰难之时，在我们最需要上下齐心、凝心聚力之际，甩手走人，绝裾而去？看来从始至终，都是我误会了，大桥对你来说，不过是为官牟利的工具，是你个人仕途里一块无足轻重的垫脚石。”这是何等的犀利，何等的尖锐，何等的无情？而曾养甫面对如此尖锐的指责，不敢有半点诡辩，只能承认：“是我巧言令色、半哄半骗地拉着你来杭州，此乃‘一歉’；是我临阵脱逃，此乃‘一愧’”；而大桥未建成就南逃，“是我此生遗憾，此乃‘一叹’”。最后，曾养甫不得不深含敬意地说：“我曾养甫，以同学、同仁、同胞之情，将大桥，郑重地拜托给你了！”
话剧《钱塘浩歌》剧照
到此，我们可以深一步挖掘——
茅以升的内心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少年时代他亲眼看见，家乡的文德石桥突然坍塌，不少乡亲亡命于桥下水中。自此，“我心里种下了一个想法，以后一定得学造桥，造一座最牢固的大桥。现在，我终于造成了这座桥，钱塘江大桥啊！”正是这种“为生民立命”的质朴志向，使他用文弱双肩扛起来第一个由中国人建造钢铁大桥的历史使命。正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生命信条，使得茅以升把自己单薄的身躯变成了隐形的筏式桥基，让每个桥墩“端起”了利矛，直刺日夜扑来的汹涌激浪，大大减弱了恶滔的冲击，保护着巨大的桥墩和桥身。即便是后来，为了抵抗日寇的疯狂进攻，不得不把竣工不足3个月的大桥炸毁，那正是为了大桥永恒的历史使命——由此及彼的过渡，让我们的祖国从贫弱走向强大，从落后走向先进，从破碎走向锦绣，因为，桥就是引向遥远，引向光明，引向美好！
难道这仅仅是两个人物形象特定关系的戏剧性表现吗？假如我们再做进一步深思，以他俩所处的历史进程演变过程为判断基准，茅以升的爱国为民，既是悠悠的优良传统，也是抗战时代的需求，犹如滔滔东去的大江洪波，日夜不息、岁岁不停。
钱塘江大桥，历史的风云把它造就成了一支时代浩歌的指挥棒，让那“十万军声半夜潮”的交响乐章更加辉煌。
磨戏要害亦“茅曾”
话剧《钱塘浩歌》剧照
话剧《钱塘浩歌》像其他刚刚完成的作品一样，在台上长短自现，值得认真推敲。其要害，也在茅以升与曾养甫这对很重要的人物关系上。其一，二人的每次争论，貌似是曾养甫得手，其实，最后都是茅以升坚守原则的胜利。例如，曾养甫对“三无”的辩解，那不过是巧舌如簧，但如此诡辩正是曾养甫的性格特征，最终还是得落实茅以升的“三有”，才能迈出建桥第一步，花言巧语是糊弄不了茅以升的。这一点应该表现出来，否则会产生印象错位：谁是主角？其二，茅以升创造的“沉箱法”必须得到工人的理解和支持，最终由工程科技人员与工人们合作完成。因此，剧中应该注重并建立茅以升与技术工人们的命运关系（而不仅仅是工作关系），才会使主人公形象益发厚重。其三，第4场，虚构茅以升、工程师罗英与工人们一同进入沉箱试验，这是有可能性的，特别是此前有工人牺牲，茅以升无比痛心。但同时，又虚构了曾养甫也随之进入沉箱，就不是很可信了，与人物的性格逻辑不符。
当然，不容否认，曾养甫形象的塑造是《钱塘浩歌》的创作探索之一，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背景下，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合理的，也是有根据的，具有那个时代的色彩，但是，尺度的拿捏需要大大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