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从藏彝走廊看音乐舞蹈的社会功能——观察藏彝走廊音乐舞蹈的点滴印象

发布时间：2025-10-28 00:01:30  浏览量：3

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藏学、西南民族史。

藏彝走廊作为汉、藏之间的一个地理过渡带与文化边缘地带，其音乐舞蹈呈现出浓厚的地域与民族特色。结合田野经历与田野考察可以发现，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存在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很多地区，音乐舞蹈仍保留、延续祭祀神灵、祖先的社会功能。二是，音乐舞蹈普及性、全民性极高，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三是，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并非在封闭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而是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自古以来就广泛吸纳了来自中原地区及周边的诸多外部成分。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藏彝走廊音乐舞蹈的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音乐舞蹈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认识，对认识音乐舞蹈古老的社会功能及上古时期我国礼乐制度的社会文化土壤，也多有裨益。

中国幅员辽阔，56个民族给中国带来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这是我们的文化优势，也是每个中国人的福分。文化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和呈现，音乐舞蹈、饮食是最常见的方式。音乐舞蹈、饮食等最能体现民族特色，既是认识民族的“窗口”，也是最能与其他民族沟通、共享的方式。常去民族地区的人大多有这样的经历，到民族地区，首先是同当地朋友或接待人员吃饭，饭桌上无一例外会有些从未品尝过的当地民族特色菜肴和饮食，一边品尝一边听这些菜肴的名称及制作过程，往往成为了解民族及文化的开端。笔者认为，了解民族文化是从“吃”开始的，不能轻视在民族地方吃的饭。认识民族的另一个渠道是音乐舞蹈。音乐舞蹈传播渠道多、辐射面广，能够跨时空交流、共享。从音乐舞蹈看，中国有三个地区最有特色，一个是内蒙古，一个是新疆，一个是青藏高原。艺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音乐舞蹈是文化的精髓，从音乐舞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三个板块的文化特色有多鲜明。

吃饭与音乐舞蹈，一俗一雅；一个日常、一个阳春白雪；一个物质、一个精神；均是与“他者”交流、共享的因素。可见文化并不那么高大上，很普通，很日常，尤其那些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因素，其传播力、生命力越强。音乐舞蹈就是这样的因素。从此角度看，音乐舞蹈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颇值得思考和探究。

在中国，有一个事实很明显：汉族与少数民族相比，在歌舞上存在较大差异。少数民族大多能歌善舞，所谓“能说话就能唱歌，能走路就能跳舞”。汉人社会却不然，在汉族社会中，歌舞很早就与大众相分离，走上舞台化、专业化的道路，在古代即“宫廷化”。琴棋书画主要成为士大夫及社会上层的专利和享乐方式。典雅、正宗的歌舞主要在宫廷传承，专业化程度颇高的乐师大多在宫廷之中。也就是说，在中原“华夏”的汉人社会中，歌舞很早就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分离，主要为统治集团垄断，成为精神享乐的一部分。这是否与上古时期“乐”已成为统治工具及地位标志有关？尚不得而知。

位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地区，是中国一个偌大的地理过渡带和文化边缘地带。这里既是藏文化的边缘，也是汉文化的边缘。藏彝走廊重重阻隔的崇山峻岭，也使该区域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突出。在这样的区域，音乐舞蹈尚保留着诸多原始状态及社会功能，对我们认识音乐舞蹈原初社会功能和特点，颇有助益。本文拟结合亲身体验与观察，对藏彝走廊的音乐舞蹈特点做一些讨论。

2004年，康定举办第四届“康巴艺术节”。是时，四川甘孜、云南迪庆、青海玉树和西藏昌都即传统康巴地区，商定每四年举办一次“康巴艺术节”，由“三州一地”轮流举办，由各地州、县、乡派出最好的歌舞队进行歌舞表演比赛和评比。狭窄的康定城一下子涌入来自康巴各地众多的歌舞表演团队，盛况空前，一派喜洋洋节日气象。街头巷尾，挤满穿五颜六色各类藏族服饰的人群，康定体育场成为一片歌舞的海洋。其间，当地电视台播出了一段对《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记者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康定，第一次来甘孜，让他惊讶的是，这么大的山，这么深的谷，却是一片歌舞的海洋，让他深深体会到，音乐舞蹈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那之后，笔者脑中一直萦绕一个问题——在藏彝走廊高山深谷中，为何有如此发达的歌舞？藏彝走廊的民众靠什么力量，将他们的音乐舞蹈一代代延续和传承下来？

十多年前，笔者陪同做物质文化研究的几位日本学者到大渡河流域调查，进入地理位置十分偏僻的麦崩乡。因为偏僻，当地政府、老乡听闻有远方客人来临，异常兴奋，主动提出要为调查组举行一场锅庄表演。锅庄表演的消息不胫而走，晚饭后，从附近村寨来了不少村民，男女老少都有。锅庄表演在乡上一所大房子内举行，挤满了人。在笔者想象中，锅庄表演是一场欢快的晚会，甚至不排除有青年人的男欢女爱。事实却出乎笔者想象。大房子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瓶白酒、猪膘肉和用红纸包裹的红糖。锅庄表演者中不见年轻人，是清一色穿民族服装的老年人，男女各半，他们手拉手围桌子站一个圆圈。锅庄表演开始，全场一片静默，静默得连一根针掉地上也能听见。舞者手拉着手，默默围着桌子逆时针转三圈，顺时针转三圈，忽然，锅庄队伍中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大爷用沙哑的嗓音唱起来，整个锅庄队伍也跟着唱起来。歌词是用当地“贵琼语”（也译作“哥羌”）唱的，曲调低沉、厚重而苍凉。从那悠远、厚重的曲调中，能感受到他们吟唱的是部落遥远的过去，是他们的祖先、神灵，也叙说着他们历史记忆中经历的曲折与苦难。跳锅庄的队伍围着陈列贡品的桌子转着圈，动作简单、舒缓，主要是低沉的吟唱。在他们的吟唱和叙说中，充满对神灵、祖先的敬畏与怀念。这是笔者第一次在锅庄舞中感受到庄严、神圣的氛围。笔者猜想这一定是锅庄最初、最古老的形态。同那些情绪欢乐、动作幅度大、节奏明快的锅庄舞不可同日而语。

位于金沙江畔号称“锅庄之乡”的白玉县登龙乡的登龙锅庄更具特色。明清时期，德格土司统治范围地跨金沙江两岸，下辖邓柯、德格、白玉、石渠、同普（今昌都江达县）等地，为康区四大土司之一，也是康区北路的最大土司。由于统治区域辽阔，又远离拉萨和成都两个区域中心，遂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称。白玉县登龙乡一带，因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匮乏，无法完成德格土司规定的差税，于是采取一个变通办法，特许登龙百姓以跳锅庄来抵差税。此规定造就了源远流长、远近闻名的“登龙锅庄”。每逢德格土司有重大祭祀和节庆活动，登龙一带便选派最好的舞者前往德格跳锅庄，故当地也被称作“贡舞之乡”。在登龙乡实地考察过程中，登龙锅庄有两个细节令笔者震撼：第一，锅庄舞庄重、典雅，动作幅度不大，但整体性、协调性堪称一流，配合悠扬的曲调，舒缓、大气，加上舞者服饰奇特，透着“古风”。笔者想，这哪是普通的锅庄舞，分明是藏在深山中的藏地古老“宫廷舞”，难怪被誉为“贡舞之乡”。第二，仔细观察发现，跳锅庄的男子形体高大，大多1.8米以上，多是中年男性；女性则身材婀娜，容貌姣好。这同样是登龙锅庄声名远播的原因。

长期以来，登龙锅庄藏在深山无人识，不为外界所知。改革开放后，随着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与挖掘，登龙锅庄逐渐被外界所知，现已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一张亮丽名片。观看过登龙乡的锅庄表演后，笔者对如此典雅且带着浓厚宫廷舞风格的歌舞何以能在地理位置偏远、靠近金沙江峡谷地区延续和传承，产生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在我们的认知中，歌舞的主要功能是娱乐，是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但通过对藏彝走廊地区锅庄舞的考察，笔者意识到，这一看法存在缺陷与偏颇。藏彝走廊的民族，所以能够延续和保留如此丰富、多样且有特色的歌舞，原因是，在他们的生活和漫长岁月中，歌舞不仅仅是娱乐方式，更重要的是，歌舞还承担着祭祀祖先、神灵的功能。从麦崩乡、登龙乡的锅庄舞蹈中，我们能感受到明显的神圣、庄严和肃穆的氛围，这或许正是音乐舞蹈古老、久远的一种形态。

早年，读先秦诸子文献，有一点颇让笔者疑惑：“乐”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手段。先秦时期，礼乐制度均是维系宗法社会秩序的手段。“礼”具有维系社会等级与秩序的功能尚好理解，但为何“乐”即音乐也成为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手段，让人有些费解。但若从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在祭祀祖先、神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角度来思考，此问题乃迎刃而解，也使我们看待和理解音乐舞蹈的视野大为拓展。

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对中原地区而言，横断山区高山深谷的藏彝走廊自然属于“野”。人类学常强调一个观点——从边缘认识和理解中心。人类文化处于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此过程中，中心地区往往变化剧烈、更新极快，相对而言，边缘地区变化则相对迟缓。此外，当中心地方剧烈变迁之时，总有些人群或文化因素，因受到中心地区排斥、挤压而向边缘地方转移，并在边缘地区得以延续和保留下来。其次，边缘地区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文化之间的竞争与排斥相对较弱，使得很多古老文化因素得以延续和留存。这正是“礼失而求诸野”的原因。藏彝走廊锅庄舞蹈那种神圣、肃穆的氛围，乃是音乐舞蹈一种古老、久远的形态。它清楚表明，祭祀祖先、神灵是音乐舞蹈由来已久的社会功能。

藏彝走廊高山峡谷和相对偏远、闭塞的地理环境，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该地区的音乐舞蹈主要是土著的，同外界没多大联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藏彝走廊的音乐舞蹈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音乐舞蹈并无明确的边界。

以“纳西古乐”为例。纳西古乐保留、吸收大量唐代洞经音乐成分，称“古乐”。文献记载，中原地区的音乐传至丽江，始于唐朝与南诏的交往。

《资治通鉴》记：

唐代西域地区的龟兹乐，已以唐朝为中介而传入南诏地区。明代才子杨慎流放云南，对当地历史、文化掌故多有收集、整理。其《滇载记》记：

这虽是明人的记载，但显然是采撷于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和传说，且能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印证。也就是说，早在唐代，中原地区音乐已经传入南诏地区。

然而，唐代洞经音乐是如何传到纳西族地区的？笔者请教了纳西古乐的演奏者。他们说，唐代传入云南的音乐不止一种，洞经音乐是其中之一。纳西族传统社会中，男子很潇洒，他们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搞音乐；地里和家里的活儿，主要由妇女承担。可见，音乐在纳西族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唐代，南诏与唐朝往来频繁，唐人樊绰记录南诏风土人情的《蛮书》，即产生于此背景。

对生活于藏彝走廊南部金沙江大拐弯的纳西族，任乃强有一个中肯评价：

从音乐舞蹈来看，此评价恰如其分。纳西族先民，自唐代起就接收、吸纳和学习自唐朝传入的音乐，且代代相传，将之完整地传承至今。从男子主要做的两件事——打仗、搞音乐来看，纳西族的音乐文化素养不可小觑。

由丽江往北，溯金沙江而上数百里，是位于南北和东西交通枢纽的巴塘县。以音乐舞蹈而论，巴塘一带最具特色的是“巴塘弦子”，这是一种曲调悠扬、有唱词、有二胡伴奏的集体舞蹈。“巴塘弦子”是巴塘一带独具魅力的舞蹈，据说源自本地古老白狼羌祭祀舞蹈“歌卓”，并吸收了蒙古族等多种艺术成分。曾在巴塘做过较深入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的年轻学者翟淑平指出：

在康区北部，有一个地势平坦、开阔的甘孜县，俗称“甘孜坝子”。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得名，与此县有关。缘由是1955年自治州成立时，按原定设想，是将州府设在地势开阔、平坦的甘孜县，以有利于州府发展，故取名“甘孜藏族自治州”。不想自治州成立后，因甘孜县距成都和原西康省省会雅安距离遥远，当时西康省主要机构、人员大多集中于康定，均不愿搬迁到遥远的甘孜县，加之康定到雅安距离近，办事方便。久而久之，甘孜藏族自治州以甘孜县为首府的计划被搁置，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主要机构和人员均集中在虽地势狭窄，却距雅安、成都很近且为交通咽喉的康定城。后来，康定逐渐成为州府，上级部门也顺其自然，不再要求和坚持。这是一个当计划与实际存在出入，因实际的合理性更大而服从实际的例子，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但留下一个痕迹，这就是至今自治州名称中仍留有“甘孜”二字的原因。

歌舞上，甘孜县流行一种奔放、豪迈且独特的“踢踏舞”，在整个甘孜州独一无二。很多年前，笔者考察“茶马古道”途中路过甘孜县，曾观看过“甘孜踢踏”表演，其热烈奔放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 众所周知，“踢踏舞”是突厥语民族的代表性舞蹈。故看后稍有疑惑：甘孜为什么会出现“踢踏舞”？当时心里掠过一念头：是不是北方民族带入的？给学生上课时笔者曾提及此疑惑。没想到一位很有心的学生以此为契机，很下功夫地写出了《康北霍尔人的来源及历史演变蠡测》一文，确凿证明元明时代“撒里畏兀”确曾进入甘孜县一带的历史事实，证明“甘孜踢踏”的来源确与突厥系民族的进入相关。

对藏彝走廊的民歌而言，最具知名度的，当然要数诞生于康定的《康定情歌》：

歌词意境深远，曲调通俗且脍炙人口。如今《康定情歌》已蜚声中外，成为甘孜州一张响亮的“名片”。今康定城有“情歌广场”，有“情歌大酒店”和“跑马山”等热门旅游景点。康定，这座大渡河畔汉、藏交融的边陲小城，亦因《康定情歌》而驰名中外，妇孺皆知，让人不得不感叹音乐的力量。音乐舞蹈，何尝不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软实力？

一座边陲小城，何以能因一首歌而闻名遐迩？《康定情歌》为何有如此魅力？据笔者对相关背景的了解和理解，大体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伯乐慧眼识珠。

《康定情歌》的曲调原是当地“溜溜调”，是下力之人为减轻体力劳作哼唱的曲调，是典型的“下里巴人”。“溜溜调”曲调并不固定，有各种唱法，很随意，歌词亦随意增减发挥，不外乎“男欢女爱”之类。1946年，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学生吴文季在康定搜集民歌时发现“溜溜调”，简单记谱后定名为《跑马溜溜的山上》。后音乐家为其配上钢琴伴奏，更名为《康定情歌》。该歌曲真正走红，得力于著名歌唱家喻宜萱敏锐的音乐直觉，她立马感受到其独特价值并在独唱音乐会上演唱，使《康定情歌》走红全国。1949年，喻宜萱在巴黎嘉禾音乐厅和伦敦西敏寺中央大厅的独唱音乐会上演唱《康定情歌》，将其推向世界。《康定情歌》于1952年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获奖。2001年在北京故宫午门至端门广场举行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上，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三位歌唱家齐声高歌《康定情歌》，使《康定情歌》跻身“世界情歌”之列，被媒体誉为“世界十大情歌”之一。

此为下里巴人的“溜溜调”，如何变为《康定情歌》并一步步闻名中外的原因与过程。此过程当然首先得力于伯乐的慧眼识“珠”。

第二，《康定情歌》的魅力源自多元的文化土壤。

另一关键问题是：伯乐慧眼识珠的前提是要有“珠”。“珠”从何来？换言之，在康定这样的地方，为何能产生如此有震撼力且能打动人心的“珠”？这不得不涉及另一问题——产生《康定情歌》的社会文化土壤。

康定旧称打箭炉，其兴起缘于明末蜀乱所造成的汉藏茶叶交易市场由大渡河东岸转移至西岸，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横跨大渡河的泸定桥建成，使打箭炉作为新兴汉藏茶叶交易中心迅速繁荣。清初设川陕总督，川陕属同一行政区，大量陕商及蜀地汉人涌入打箭炉，形成藏、汉、回多民族共居之地。来打箭炉谋生的汉人、回人皆离乡背井，陌生的地域及文化环境，使其特别渴望人间温暖，渴望男女恩爱，歌词“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世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爱”，反映的正是这一愿望。“溜溜调”虽主要流传于汉人中，但曲调既非纯汉、纯回，亦非藏式，而是三者的有机结合。因“溜溜调”反映的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及愿望，曲调简单上口，内容通俗，遂在民众中广为流传。所以，作为《康定情歌》前身的“溜溜调”，乃是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藏、汉、回民族交流产物，蕴含人性的光辉与诉求，这正是其魅力的来源。故一经专业人士挖掘、培植，便焕发强大生命力，成为蜚声中外的不朽乐曲。

从很大程度说，正是藏、汉、回共居一城的多元文化土壤，赋予《康定情歌》以无限魅力，产生出这一不朽作品。

综上，我们大体可得出如下三个认识：

第一，在很多地区，音乐舞蹈仍保留、延续祭祀神灵、祖先的社会功能。

在藏彝走廊很多地区，我们仍可观察到音乐舞蹈一种久远而古老的社会功能，即祭祀祖先、神灵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场合，音乐舞蹈往往表现出一种神圣性。此社会功能的延续，与藏彝走廊特殊地理环境关系极大。藏彝走廊主要为高山峡谷地形，地理环境较为分割、破碎。分布数个寨子的一条沟，常常成为相对独立的地域或文化单元。人们说“一口话”，过同样节庆，举行同样的祭祀活动。此情形下，对于该单元的人们，音乐舞蹈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方式，同时还起着凝聚与增强其社会整体功能的作用。这是音乐舞蹈在人类早期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功能，已为人类学的众多研究案例所证实。当今，音乐舞蹈的社会功能虽已发生很大改变，但在藏彝走廊这一由河流与山脉切割而成的高山峡谷地带，很多地区的音乐舞蹈仍保留、延续这一古老的社会功能。这是一种历史的遗留。费孝通曾指出：“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淀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音乐舞蹈在祭祀祖先、神灵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与作用，正是一种“活化石”。它对我们认识和理解音乐舞蹈早期形态与面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藏彝走廊音乐舞蹈的普及性、全民性极高，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藏彝走廊交通上虽僻远、阻隔，但令人惊讶的是，音乐舞蹈，尤其是围成圈的锅庄集体舞极为普及、发达，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恰如谚语所称“能说话就能唱歌，能走路就能跳舞”。换言之，音乐舞蹈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当有远方客人来，当地表达欢迎的方式，即表演锅庄舞蹈。一般说，锅庄舞的参与者多是当地帅哥美女。但参加过当地节庆活动的人都知道，藏彝走廊大部分地方，民众均保持能歌善舞的传统，尤其是围着圆圈跳的锅庄舞，男女老少均能参与其中。在当地，音乐舞蹈不但普及程度高，且地域性、多样性突出，呈现各具特色、五彩缤纷的景象。

观看藏彝走廊各类音乐舞蹈表演后，我常琢磨一个问题，藏彝走廊地区的音乐舞蹈为何如此普及和发达？我想，这里面有一个“视角”问题，即从谁的视角看问题。在汉族社会中，音乐舞蹈早已走上与大众分离的道路，趋向专业化、舞台化，音乐舞蹈成为“雅”和“阳春白雪”，尽管专业水准高，但广大民众主要成为欣赏者，而非参与者。藏彝走廊却呈现另一番景象，这一地区的音乐舞蹈并未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分离（或者说分离程度极低），呈现极高的全民性、普及性，民众既是音乐舞蹈的参与者，也是欣赏者。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范式。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孰优孰劣，难以断言，应该是各有千秋。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差异与不同，很大程度可避免文化的单一性、脆弱性，相互取长补短。

第三，藏彝走廊的音乐舞蹈并非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而是呈现出极大开放性，并广泛吸纳了中原地区及周边各民族、各文化的因素。

很显然，藏彝走廊的音乐舞蹈并非在封闭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相反，呈现出极大开放性，且开放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唐代，中原地区的音乐就传到了滇西地区，处在藏彝走廊腹心地区的巴塘、甘孜等地的音乐舞蹈，也都不同程度受到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并吸纳其成分。清代康定一带随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在音乐舞蹈上也吸取了藏、汉、回等文化因素。我们仅列举了部分例子，事实上，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对外部文化因素的吸收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从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对外部因素的吸纳，可以看到，尽管藏彝走廊地理环境相对闭塞，但其文化却并不封闭。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对外部因素的吸纳即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说明，文化发展需要交流、需要同外部产生互动，才能传承、延续，并保持生机与活力。令人惊讶的是，音乐舞蹈的流动性与传播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且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对外部因素的吸收，并非是一个方向，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音乐舞蹈作为一种体现精神气质的美好事物，具有跨民族、跨文化传播的特点。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对外来因素广泛吸收，表明音乐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具有超越性，并无地域、文化和民族界线。只要美，有艺术价值，总能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中传播，被人欣赏和接受。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飞檐翘脊的房顶，即民间俗称的“燕尾”，古代中原地区往往只用于宫殿、庙宇，以及有功名的人家，才能建这样的房屋，一般人家绝对不可建这样的房屋，否则视为僭越，会遭惩罚。但有趣的是，今天在藏彝走廊贡嘎山西侧新都桥至九龙县沿途村庄，民居均普遍修建飞檐翘脊的“燕尾”式房顶，据说这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渐风靡于当地。访谈村民，得到的答案是两个字：“好看”。这说明在岁月变迁中，美好事物总能跨越阶级、民族与文化，即如唐代诗人刘禹锡那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音乐艺术以及一切美好事物，本能地具有跨文化、跨民族传播的特点。原因是，美根植于人性，艺术追求美，艺术无界，音乐舞蹈同样无界。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藏彝走廊音乐舞蹈广泛吸纳外部因素甚为重要。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