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北上》：忠实内核，探索形式

发布时间：2025-10-29 09:30:29  浏览量：3

《北上》这部话剧成功实现了长篇小说的文学语言思维向舞台话剧思维的转换，这是中华民族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两种重要文艺形式的思维转换的学术课题。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而论，艺术先于文学，因为早在人类语言诞生之前，便有了如岩画等艺术，而文学乃是语言之艺术；但就当今诸般艺术而论，恐怕其基础都离不开文学。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这“三个需要”，其中之一便是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当然也是如此。话剧《北上》正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舞台艺术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看，它是成功的。

说话剧《北上》忠实于“茅盾文学奖”小说《北上》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审美风格，诚不为过。它坚守住了小说的精神价值取向即题旨灵魂，也保持了原著故事内核的基本框架和审美风格、美学品相。改编文学名著并搬上舞台，是当今话剧创作的一种明智之举。当然，关于小说名著的改编，从文学思维到话剧思维的转化，这是两门学问。我们常常讲到忠实于原著的问题，我认为“百分之百忠实于原著”从来不存在，理由有两条：第一，文学思维到戏剧思维转化，是两种思维方式，一个是以没有具象的文字为载体，比如徐则臣的小说《北上》，没有具象，作用于作为个体存在的每一位读者的阅读神经，激发读者产生一种对应的空间联想，以此来完成审美鉴赏；而话剧有具象，经过编导、演员表演、舞美和音乐设计，完全是具象化的，靠视听语言送达于群体存在的观众的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它激发人产生的是一种对应的时间联想。比如观众观看话剧《北上》时，知道是1901年发生的故事，又知道为了将历史与现实相衔接、贯通，导演在手法上又使用了一组年轻人，加上朗读者、叙述者的运用，实现了一个说今天的事、一个说一百年前的事的双线叙事结构。第二，徐则臣写小说时所处的时代虽然距今隔得很近，他努力学习历史、走近历史、研究运河文化，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我们改编者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我们的认知也不可能停留在他原来写作的基础上，与之百分之百重合。所以，改编自原著即话剧与小说百分之百地做到“忠实”，是不可能的。

那么，忠实于原著的原则需要坚守的是什么？第一，是忠实于小说原著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价值取向。《北上》通过写这条河来表现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基因，水的文化是上善若水，长江、黄河、运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此外，小说中以“北”为上，“北上南下”要说什么？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是有源有流，恰如运河之水，只有珍视“源”，自觉寻找“源”，才能守好“正”；也只有发展“流”，才能创好“新”。“流”到今天社会变革了、发展了，还要顺应，要写这样的过程。这点必须坚守。第二，一定要忠实于原小说的基本审美风格，这很重要，也很难做到。比如原来小说比较厚重、雄浑，这个风格话剧基本上做到了，其“作为形式的意味”已经深深地震撼了我。一台话剧，做到“作为有形式的意味”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统一，是很高的美学品位。我认为徐则臣写小说的审美优势，与编剧解涛、解子昂以及导演李伯男的审美优势内在契合点衔接起来了，形成了互补。该戏在这点上自觉地向小说原来具有的审美优势和审美风格靠拢，这难能可贵。

李伯男从内容表现的需求出发，一直在努力寻求、构建一种话剧舞台上“有意味的形式”。话剧采用的“进行式”呈现，与长篇小说的审美思维内在上是一致的，也充分契合。这部话剧从内容出发去寻找“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审美探索和积极努力，确实值得肯定。要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与“有形式的意味”的和谐统一的艺术肌体，绝非易事。这是一种很高的思想、艺术境界。导演追求的这种形式，应当能和内容所需要达到的审美宗旨实现深层的和谐统一。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应该是“有形式的意味”和“有意味的形式”的和谐统一，这才是最高目标。

此外，我特别欣赏和赞扬的还有这部话剧的舞美，船的意象表现、轮动、转动、升降都具有人生意味，音乐也是如此。

综合起来讲，所谓忠实于原著，要忠实于原著的审美精神、审美风格，要忠实于话剧艺术独特的美学规律，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坚定自信，认真打磨，多演常演，一定可以攀登上更高的台阶。《北上》是一部值得反复推敲的力作。